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 答上海《建筑设计新潮》问 Q:您能帮我们的读者预想一下未来五至五十年的中国建筑设计吗？ 陈：我们的读者是哪一部分人？政府官员?开发商?建筑师?还是其他人? 我不懂建筑设计，我仅发愿：在“预想未来”之前，请专家们回顾过去五十年建筑设计。再发一愿：在未来五十年内，拆毁这二十年来的许多新建筑，不要让它们继续矗立。 Q:您能否具体指出当前中国建筑所面临的冲突？ 陈：一是“风格冲突”。以首都建筑为代表的所谓建筑风格“民族化”，是几代人总想解决而未曾解决的老问题（油画、音乐、歌舞等文艺创作的“民族化”情结与实践，亦复如此）。第一代主事人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与梁思成的“大屋*”样式尚属成功，其后泛滥，变成意识形态口号与行政指令，有悖文化初衷，乘离艺术规律，形诸建筑设计，则以“装饰”代“设计”，应景矫饰成风，谦价而走样的“民族样式”（包括二十年来种种想当然尔的“现代样式”）遂泛滥成灾，不伦不类，案例不胜枚举。其表因，是“装饰”与“设计”概念的普遍混淆，始终不能走出“民族化”单向思维，内因，则根植于百年来我们民族在自卑自尊，崇洋而排外之间，交作难安，挥之不去的集体心理。 二是“历史冲突”。其中又分两类：一是新建筑与老建筑之间的冲突，如上海外滩沿岸老派帝国风格大楼，原中苏友好大厦、锦江饭店、国际饭店等符号性老上海景观的历史性空间，已被新建筑全部破坏。尤甚者，新建筑要么包围、淹没历史古迹（如西安鼓楼周围的“现代”建筑群）要么索性拆毁，在历史遗迹之上肆意“建设”，今已消失殆尽的北京城墙就是千古冤安。二是新建筑与大量“文革”前后建筑之间的冲突，如北京80年代初建筑，不论是应急上马还是重点项目，今天看，多已不堪，90年代后期的投资，设计、工程明显进步，无奈只能与历史遗留的建筑“烂账相混淆，瑜不掩瑕，美不度遮丑——究其表因，固然是城市建设受制于种种”历史遗留的问题“；内因，则是几代人历史意识的集体丧失，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三是“文化冲突”。目下，中国建筑迅速出现高度现代甚至前沿性设计（国外建筑设计直接参与），今后必与西方当代新潮建筑终不免趋同而划一。从“全球性”角度论，此是“好事”，然而中国城市性格与建筑文化的整体形貌究竟如何定位？要不要定位？北京若去除紫禁城或天坛，还是不是北京？今日的上海与香港作何区别？破旧立新之后，除了地名与地理位置，中国城市将因此换来一副什么”样子“？ 所谓”民族性“之类，固然是意识形态口号，是此一命题的文化现实无可回避——号称“东方明珠”的香港作为全盘西化的亚洲城市，有她特殊的地域性及历史成因，中国内陆均不具备，若强行模仿，代价是以老上海这颗资格更老的“东方明珠”作赔本；大陆全境，今已没有一座大城市留存哪怕是民国时期的完整格局，遑论清代以上旧貌。遍中国位居城市中的历史遗迹，经已极度边缘、次要、稀薄、有如枝叶删尽的花瓣，形同影视布景，长此以往，除了乡村地表，“中国”在哪里？ 中国建筑设计与其他艺术门类面临的文化困境、历史困境，是一样的，然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不过是圈内事，范围不出书店，展厅与舞台，实验或失败，无伤大雅，唯建筑一项，乃是永久占据并持续侵饰公共空间的“建筑事实”，是我们所有人存活其间的“水泥生态”。其势庞然，其弊，则彰显而触目，是故建筑与建筑设计主宰着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有地方住了，但我们有没有文化？要不要文化？ 好在“五千年古国”的今日国民，要紧的是十三亿人口有地方住，要紧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文化”，文化发生“冲突”，就由文化去冲突吧。 Q:中国建筑设计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陈：冲突会消灭冲突，五十年后，几百年后，中国建筑全盘西化了，我们今天谈论的冲突恐怕子虚乌有。且看今日中国城市，汉唐明清之相何在？我总记得鲁迅先生20年代为长篇小说《杨贵妃》创作计划走访西安，归来叹道：“连天空都没有一丝唐朝的气息！” Q:你认为目前和以前的中国建筑是否有设计的存在？ 陈：“目前”的建筑，个别设计良好，一部分设计过时，一部分过度设计，而过度设计，其实是不懂设计，是反设计的——“以前”的建筑，恕我直说，谈不上设计，至多是一结拙劣的装饰，装饰不是设计。 而设计良好的建筑处在大量设计不良的建筑群中，效果不彰。例如浦东金茂大厦，设计优异，可是与霸悍丑陋的东方明珠高塔比邻，大煞风景，原来从南京东路走到尽头，外滩江天在望，豁然开朗，东方明珠起造，视界为之堵塞，风致荡然。再看北京，天安门城楼周围幸亏不准起楼，皇皇之相犹存。可是长安街东西两端辽远宏阔的视野，今已为漫无章法的楼群糟蹋。尤以大而无当的东方广场为甚，改建后的王府井步行街，则像是重金堆砌的大乡镇。 以前的以前，中国各大都市至今耐看的经典建筑，比来比去，说实话，不外两类：一类建于古代，一类建于殖民时代，而这两类建筑与我们现在说的“建筑设计”，不是一回事。政府当年进城执政，高层官员均选择北京皇家建筑，及津、沈、沪、宁、穗各市租界地段老洋房入住，就此观之，我们的早期政府其实很懂建筑。 Q:你是否认为建筑设计的存在受到经济或文化的制约？是什么？ 陈：中国的建筑设计绝对受制于经济，而经济等于政治。至于是否受”文化制约”，要看怎样定义“文化”，怎样定义“制约”——过去五十多年，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未摆脱“没有文化”的“制约”。“没有文化”是一股无比强大的“文化势力”，“文革”即是显例。那场革命的遗患（或曰”遗产“）之一，即空前庞大的”行政文化”。 不消说，“行政文化”强力支配的一大领域，就是城市建筑，没关系，建筑业也掉头制约着“行政文化”，因为“建筑业”与“钱”是同义词，而“钱”与“行政文化”，如今也是同义词——建筑设计师，则是“钱”“建筑业”与“行政文化”这三者轮番制约的对象。 Q:您是否认为建筑设计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对设计价值的重新认识？ 陈：可能吧。不过，“设计价值”指的是“经济”还是“文化”？如果是前者，那是一连串项目订单，价值很可观，若指后者，需要重新认识的恐怕才是“建筑设计”，而是整体的“人文水准”，包括建筑设计师的“人文状况”。 我的“认识”是，在几乎所有领域内——包括建筑设计——我们需要的是常识。以建筑为例，一幢大楼的起造并不仅仅取决于图纸上的设计，它要充分考虑到环境、城市、城市的历史，要考虑此一建筑将临近什么建筑（包括地形、生态），这些已建成的建筑出于何种设计，这种设计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是什么，等等。我注意到，中国当前的新建筑仅止关心自身的造型样式，几乎不顾及周边的建筑，更不顾城市与环境。结果是，比如北京长安街或上海南京路一带的新建筑群，每一建筑显得霸道而孤立，因霸道而孤立显得滑稽而丑陋。但倒难说这是建筑师的错。 如前所述，我们的“建筑文化”背后站着“行政文化”，我们“行政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不尽是一竿子捅到底的“中央集权”，而是巧妙精致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是毛泽东50年代即痛心不已的“小自由”的滥用。此一传统今已数百倍“发扬光大”，其辉煌“政绩”，集中体现在建筑与城市的开发。 奇怪：在号称自由、民主、私有化、个人致上的西方，我处处看到——仅就建筑为例——普遍的共识、规划、协调、远见、以及整体文化意识，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我处处发现——有建筑景观为证——公然的无序、违章、彼此制肘、故意失控、短见、临时性、小集团利益、自作聪明，以及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 要之：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设计”，而是招数百出的“权力景观”。 Q: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陈：是该说说“其他因素”。目下，各种艺术的谈论似乎都太“专业”，以我的偏见，就诗论诗，就画论画，就建筑谈建筑，均扰不到痒处，为什么呢？借“工夫在诗外”这句话，我以为“问题在诗外”。 然而问题太多，仅述其一：建筑设计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诗、文学、美术、意见、影视、设计、时装、评论、展览、出版等等，似乎久已形成一种共同、共通的现象，即“模仿的模仿”。近二十年，以上各门类艺术的所有样式、方法、理念，都是引进的，横向移植的。很好，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虽然主事者不愿承认——个虽初始的仿效相对诚实、忠实，相对研究、理解，甚至成功转化了他所仿效的对象，但这种具有诚意与品质的模仿，无一例外地迅速导致国内同行连锁式的集体模仿，旋即走样、泛滥，大规模贬值——甚或造成可惊的“升值”。 中国建筑设计的“模仿的模仿”，其他国内艺术门类难以望其项背。二十年来，中国都市的城市建设索性好好模仿香港、日本、甚至欧美，也罢，然而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城市建筑景观，是几度转手的、失真的、假想的、虚拟的、急就章的、不恰当地奢华、极度夸张的，最后至多弄成三流的“湾仔地区”、“欧陆风情”或“曼哈顿”式建筑群，正如民工穿西装打领带那副模样；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插西装打领带的人。 同样地，我们的艺术创作对失传已久的民族传统也行使“模仿的模仿”。仍以建筑为例，民国与解放初期建筑的“民族风格”本已是对古代经典建筑的模仿与转化（审慎的、良性的，大致成功的）二十年来，我们对本国的“模仿”式民族建筑再度“模仿”（粗暴的恶性的，鲜有成功的范例）。有如廉价的边疆剧布景，中国正在被另一个假冒伪劣的“中国”所覆盖，好比身穿旗袍的餐厅侍应与宾馆小姐，她并不仰幕前代的女子，而是听命于要她穿上那件袍子的人。 冯友兰先生作过比喻：相对于中世纪的西方人，早熟的华夏文明使中国人最先成为“城里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忽然发现在洋人面前都成了“乡下人”。如今，我们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也不像，古人不像，现代人也不像。。。。当代中国建筑、中国人，彼此倒很像。 平心而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这两句话，中国当代建筑全都作到，全都实现了。 Q:是经济上的可能性吗？ 陈：我们的经济已经不再那么贫穷，我们的文化依旧贫穷。据最新报道，我们的所谓“二次现代化”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意大利那样的先进国家。在摆脱了经济贫穷后，文化贫穷的后果较以往尤甚。但我们的“行政文化”与时俱荣：吃掉文化的，也是文化。 Q:经济在建筑设计的未来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陈：前已说过，经济等于政治，所以问题应该是“政治在经济”中起了什么作用，此后才能轮到“建筑设计”如何被经济“作用”，80年代之前，中国就是一个“穷”字，90的代以来，致少建筑设计这一行业不再穷了，我们应该直接感谢“政治”，而不是经济。 Q:在跨幅的变化中，建筑设计作为一个专业本身还会有多大程度的稳定性？这一变化的运动方向是什么？设计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建筑中？设计在建筑过程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是设计？ 陈：此题总共五问，逐一试答：一、从经济角度论，建筑设计专业“本身”将会是稳定的，因为市场太大。二、大致是朝赚钱的方向“运动”，因“发展经济”是国家与政府目下致长远的“首要目标”。三、设计将以“服务”与“服从”的方式“存在于建筑中”。与其他所谓“纯艺术”艺术家不同，建筑设计家接受委托与订单，除了为开发商服务，前面说过，中国建筑师的真实身份是“行政文化”的“技术性工具”。因为四、中国建筑设计师不具有西方建筑师那样至尊至上的文化地位与文化权力，因此，顺理成章地，“文化”不是中国建筑设计的首要品质。五、应从专家，或从经已建成的建筑中寻求答案。 至于“跨幅的变化”，要看这“跨幅”在多大程度上会使我们的“行政文化”有所“变化“。如是，则建筑设计的角色与功能或许随之变化，如否——我一时看不出会有本质的变化——甚或助长了”行政文化“，则建筑设计师目前的角色大概不会有太大变化。 要之，在中国，建筑设计师听命于权力，至多分享部分权力，在西方，则权力相对地听命与建筑设计师，至少，他们支配着部分权力。 Q:中国建筑设计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准备是什么？（这和你去过的其他国家有什么类似或不同的地方）？ 陈：建筑设计的外来”文化资源“太多了，说不过来，叫人伤脑筋的难题是我们传统建筑的”文化资源“。就美学论，中国古典建筑独步世界，就功能论，中国的居住文化早有一整套自给自足的传统。无奈世纪末以来，我们的大文化兜底转型，中国人的整体生活设施与生活方式几乎全盘西化，传统农业社会的，前现代主义的，砖木结构的中国建筑与居住文化即便再好，也实大难与西化与现代化相处相安。此非仅建筑为然，百年以来，我们”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非是由被动而主动，弃旧图新，持续地更换，遗弃，乃至抹杀自己的传统——从近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以致今日中国大学生连起码的书面”白话“都写不像样），到眼下北京每年平均拆毁六百条胡同（这不是居民迁移与城市改造，而是传统居住文化的大规模生态来绝）。当然，无数现成的理由支持上述现象。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实在是不得不然。但您问的是”文化资源“。此一问题牵扯太多，大背景，大趋势，只有一条，中国要实现西化，实现现代化。 今天，辜鸿铭、梁漱溟、陈寅格，还有梁思成的著作与传记总算出版了——他们全是失败者。单以梁思成为例，他的理想，只是私人理想，他的著作，恐怕在学院建筑设计专业可能会是教材之一吧。但容我斗胆问一句：中国当代建筑师下笔设计时，谁会听他的话？他收集探究古典建筑”文化资源“，纯属匹夫之勇，他毕生对中国建筑的研究，等于白做。看在我们居然没有忘记他，我想，他，加上那本薄薄的书，可能就是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书面”文化资源“吧；那不过是书架上的摆设。 但愿我言不过其实。我真想知道，今日的中国建筑设计师怎样看待他。 据我所知，民间专事修建古典建筑的若干”施工队“，或许还能算是微不足道的”资源“吧，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共州馆仿制“网师园”一角，请的就是这类施工队，那是二十多年的事，老师傅还活着吗？手艺传得如何？要么加上江苏山西那些古装边疆剧制片实景建筑队，不过那是影视业的“资源”，与全国建筑设计“正规军”毫无关系。 此外还有什么“文化资源”呢？1949年以后的建筑与建筑设计也该算是吧。单是居民和办公楼，及城镇乡县的所谓“楼堂馆所”依旧随处可见，粗陋寒碜，那也好坏要有个图样设计，才能盖起来吧。 一位日本人告诉我，他们有一座著名老寺庙（年代、寺名、忘记了。当然全部木结构），每年组织年轻的志愿者（不是建筑设计业学生）亲手拆卸，再原样复建，那是延绵久长的仪式，近乎宗教，至今犹然。这种行为不是“保护文物”，而是活的“文化”，活的“传统”。日本与欧洲这类保护，传承建筑传统的民间机构，多不胜数，有权，有钱，有法律，有共识。米兰大教堂始建于四百年前，至今尚未完工，我去时，眼见专业施工队仍在屋*部分工作，包括严格按文艺复兴样式制作人物雕刻。法国穷了，有的乡村古堡象征性售价一法廊，但成交不多，因古堡的室内装修，周边生态，及高额年度维护费用，均有严格周详的法律条文。莱茵河沿岸的中世纪古堡保存完好，或有房主，或精装内部，辟为公共设施。 回头说中国建筑设计的“文化准备”，很简单：几十年人口暴增，几十年不盖房子，不发展民用、商用建筑，于是近二十年建筑业一只而上——从粮油管制到暴饮暴食，从四代同堂的房荒到暴建暴住，此即我们的“文化准备”，假如那也可以叫作“文化准备”的话。 不错，“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就是画画的，我知道：一张白纸也可以画得一塌糊涂，我自己常干这样的事。今天我刚刚抹去一幅新起稿的画：建筑盖起来，能抹去么？ 其他国家（您想必是指欧美国家）与我们有何不同？有的，比如，我不知道欧美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大面积拆毁北京（近八百年历史）上海（近两百年历史）旧城区，以正在无限阔增的新建筑群为城市彻底整容，准确地说，毁容。。。。。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话题吧。 Q:你是否同意这样种说法：在此之前一二十年里，中国建筑设计是一场“文化大革命”？ 陈：“文革”是人的浩劫，此后迄今，是景观的浩劫，此一浩劫，方兴未艾——“文革”，经已内化为我们的集体人格，集体遗传。近二十年的中国建筑（我们姑且别说建筑设计吧）演成史无前例的文化灾难，既真实又奇异的是，这场灾难带给大众幸福。除了挖防空洞，“文革”谈不上建筑业，而当年“文革”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现在我们以百倍的亢奋与勇气做到了。 Q:您是否认为中国的建筑设计发展会经历与以下这些国家相似的过程？——美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或其他？ 陈：广岛、长崎挨过原子弹，英俄德法意一次二次大战遭受狂轰滥炸，本月，纽约“9.11”废虚才刚清理干净。中国城市从未经历过类似灾祸，以上国家也没有梦见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Q:您所了解的最新的西方建筑设计是什么？ 陈：以下提供一份新出炉的“信息”：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本年度4月4日报道：经咨询权威建筑家与建筑学院评论家，造出“全球十大最丑陋建筑物”，榜首即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克里夫兰“摇滚乐名人堂博物馆”，其科依次是“美籍杰瑞设计的”体验音乐博物馆，英籍罗杰斯特设计的伦敦“千禧年巨蛋”，美籍其东设计的“哥伦布圆环大楼二号”，加拿大籍艾瑞克森设计的“加拿大驻美使馆”，美籍鲁道夫设计的“耶鲁大学美术与建筑设计学院”，美籍格雷维斯设计的“丹佛公立图书馆”，瑞士籍波塔设计的“旧金山现代美术馆”，美籍华比设计的“芝加哥公立图书馆”，英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伦敦雕楼中心”。 报道附有这些建筑的详细评语，及其巨额投资，不赘述。 Q: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及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陈：“外部世界”从来是在“变化？，端看我们如何应对，中国人懂得应变，也极善变，问题是怎么变？变什么？鲁迅先生有言在先：什么外国东西，一到中国，都会变。 Q:请您推荐一个你所关注的中国建筑活动，人物或建筑。 陈：恕我无知，我对艾未未与他的”极少主义“建筑印象良好。他没有受过专业建筑设计教育。 Q:您如何评价张永和对建筑设计教育的设计——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方向？ 陈：我不懂建筑设计，更不懂它的教育，不应该评价。 陈：好的教育——容我说句空话——是教育“人”，是“人的教育”。不过在眼下中国的人文艺术教育领域，我看不到多少真正的“人文”与“艺术”，我看见什么呢，说句实话，还是根深蒂固的“行政文化”。 2002年6月12日 点击图片，阅读城市设计原创文章 ▼ [城市设计]是由一批资深专家团队运营，可开展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旅游规划、公共艺术的投资咨询与综合发展。旨在以新型城镇化带动社会与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业务洽询 张先生 / 17811898598 媒体合作 唐先生 / 18601077014 分享本文,每次被点击增加您在本站积分: 2红宝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