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边缘的突围 

2017-05-05 23:30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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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王澍获得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成为其设立36年来唯一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普利兹克奖的授奖词里,有这样的描述:「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他试图构建出历史和当下的共鸣,并表达自己对一个可能未来的东方式解读。
《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文|靳锦 编辑|季艺 摄影|刘云志
共鸣
黑皮衣、黑裤子,连围巾也是全黑,王澍先生一身黑衣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建筑师的典型装扮。」他笑称。
王澍在东南大学读书时,气质凌人,同学说他走过来就像一把刀,身上带寒风。但眼前的王澍圆脸,戴圆框眼镜,面容柔和,唯眼神严肃。




采访时正值江南雨季,位于杭州转塘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到处都湿漉漉的,镶在白色外墙的长走廊在雨中蜿蜒如蛇。这个建筑面积达6.4万平方米的庞大校园是王澍的代表作,也是他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奖的主要依凭。普利兹克奖素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王澍是其设立36年来唯一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且获奖时年仅49岁。
「这边走。」王澍对校园了如指掌,带记者参观校园,并引导我们去校园里极有造型感的19号楼拍照。19号楼房顶像山脊一样跌宕,白墙黄瓦,不规则的窗子高高低低地落在墙上。他的妻子陆文宇曾说,在象山校园拍照最好不要单幢拍,而是要带着前景或后景拍。因为王澍在设计的时候,一部分灵感来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名画《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如其名般宏大,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淼的江河湖水,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王澍则将「整山理水、重造自然」的概念延展到了数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筑和环境几乎交融。
在象山校区里,类似的建筑有数十幢。它们多数建有「瓦墙」,王澍将周围各地拆迁房的瓦片回收,叠砌成墙,外墙看起来像一块花色斑驳的布料。这些旧瓦大部分是1970年代江南初步富裕时期大量建造的产物,而今在再度翻造运动中成为废品,王澍搜集了600多万片这样的旧瓦,将它们重新利用起来。这种墙是清水墙,不抹泥,也不需要日常维护,大大减少了后期费用。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普利兹克奖的授奖词里,有这样的描述:「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他试图构建出历史和当下的共鸣,并表达自己对一个可能未来的东方式解读。
走到楼前,他指着地上一条随意铺着小石子的水泥路说,工人有思维定势,总是铺得四平八稳,他一直不满意。后来一个聪明的工人说,是不是像我们老家那样水泥路没浇好的样子。王澍很高兴:就是那样!当然还需要一种特殊工艺,浇好后用水将表面一层的水泥浇掉。这样的路10天不打扫也没关系,江南雨季里,搭配土地上冒头的草、石头上铺着的青苔,丝毫不突兀。
19号楼旁是几栋单独的小房子,透过落地窗可以窥见里面堆满了书,这是专门给教师使用的办公室。王澍不仅是建筑师,也是一位老师,从2000年开始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原来我一直是觉得,可能比我做设计更重要的是教书,」王澍对《人物》说,「因为我曾经很悲观地认为,我们这代人已经基本上完蛋了,也许我可以通过教书,让下一代人能够有希望,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走到二楼,打开几扇巨大的木制窗户,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去摆姿势。但他仍不会完全满足要求——比如说,笑一笑。他的嘴角下弯,神情肃穆,或者眺望远方若有所思,或者直视镜头,好像在追问着什么问题。




叛逆
自学生时代起,王澍一直以叛逆著称。建筑界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比如,他在大二的时候认为已经没有老师能够教他了。「因为他们所说的东西我都知道,他们在干吗,纯粹浪费我的时间。」时至今日,王澍对这段经历毫不讳言。母亲曾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看书特别早,「基本上那个年代里头所有的能够接触到的」书全都看过了。大学时接触到哲学,一下子迷上思辨,王澍更加激进,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我会介绍大家读萨特的《恶心》,」他说,萨特开篇写主人公手握那个门把手的时候,会有一种恶心和呕吐的反应,「建筑师你必须要有这种意识,就是你设计的每一个细节,当你跟身体接触的时候,是和一个真的、活的人在接触,不是和抽象的使用者(在接触)。」
少年王澍形成了强烈的认知,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过传统的尊师重道。临近毕业,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将中国建筑百年来的风气批判个底儿掉,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历数名家之误。他自己募捐,印了150本散发。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命名自己的硕士论文,影射包括自己所在的建筑系在内的整个中国建筑界。论文文辞华丽,随处可见对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名作的引用,并大肆批判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在答辩现场,他甚至放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中国近现代设计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个,齐老师算半个」。论文虽通过,但因其言行张狂,学校未授予其硕士学位。
王澍的叛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遭遇到商品化浪潮的冷遇。与他争辩过的对手、战斗过的队友,许多人都拥抱了这股浪潮,此时求知与求真已不再重要。「他们开始直接抄袭外国的建筑,这些专家脸都不红地开始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一个时代过去了。」他说。他选择隐居,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挂了个闲职,开始了西湖边钓鱼喝茶的生活。就这样过了5年。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建筑师朱小地认为王澍是一个自我觉醒很早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或者是行走在这样一个大潮边缘、不断探究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契合点(的人),他不是融到里边去,他是在旁边、在边缘,找到切入点的这么一个建筑师。」他评价道:「那在中国来讲呢,我不能说绝无仅有,实际上是极少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
1992年到1997年,中国建筑热火朝天的时代,王澍在过一种「非常孤独和寂寞的生活」,逐渐变得柔软。除了看书闲逛,他还包揽了家里的家务,像日本妇女一样拿抹布趴在地板上擦地。婚后住进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他在家中演练着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比如: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榫卯结构自制画桌;还琢磨出一套房子一样的木制灯具,8个不同的外罩套着8个尺寸相同的内壳,灯亮之后,绽出魔幻般的光线。
「我原来(在)自己家小房子里头折腾,我从一个家庭生活的语言里头,发展出了一个大型公共建筑的语言,而且我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王澍回忆那5年蛰居生活对他的影响,「所以后来我说我做的所有建筑就是一个 house ,不管它是几万平方米的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家,我是按照人要生活的感觉做的。」
如同中国归隐文化中的隐士,王澍在等待一个复出的机会。为了不让妻子担心自己的生活,他最终去同济大学读了博士,算是回到社会中。1996年,中国实验建筑的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王澍曾参与其中。他开始感到时机来临,那时建设机会涌现,虽然有大量粗制滥造和抄袭,但也留出了足够多的缝隙,给新锐建筑师以可能性。
1998年,王澍接到博士同学的邀请,为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做设计。复出后的他仍然不改个性,拿出几张简笔画式的手绘图就对甲方讲解,「我当时描绘一个阳光怎么进来,什么状态,那个透视是怎么过去的等等,他听着听着眼睛就好像看见了,他就为此而着迷。其实人的心就是这样,心灵如果能够接触,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成了。」王澍的神情有些神秘,再次提到「那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在谈话,不是一个建筑师和一个业主」。
如今,作为老师的王澍依然看重形而上的力量。他鼓励学生多读书,最好可以安心跟他做10年功课。学生周功钊说,「他(王澍)希望(我们)把论文当小说写,把小说当论文写,」因为建筑中包含很多哲学和文学的概念,「如果你真正要靠国内这样的写作方式的话,基本上很难表达你这一个想法」。他桌子上摆着建筑模型,旁边是小说、文论、历史等书。
走在象山校区里,常常可见教学楼下的院子和树。建筑的窗子开得小,屋内幽暗,取「阴翳」之意。常有老师问王澍,屋里光线不好,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王澍跟他们讲,教室里不合适你应该去走廊,走廊不合适上屋顶,屋顶不合适,门外大树下有设计好的凳子。这是他理想中传道授业的方式:师生围坐一团,各抒己见。「没有人告诉你教学一定要在那间教室里,以那样的方式发生。」他说。



本文为节选版,首发于《人物》201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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